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社会学家陈映芳。在她看来，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特点之一是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体，而这个社会的免疫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由我们每个人的观念、能力及权利决定。“重建正常社会的免疫机制在中国迫不及待，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研究、城市社会学与青年社会学等。著有《城市中国的逻辑》《“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等学术作品。

没有任何人的受难是无足轻重的

新京报：自春节以来，你是怎么度过的？

陈映芳：学校放寒假后，去了日本的冲绳，前几天刚回上海。从机场回小区，先填表登录，作为“返沪人员”，物业经理要求我们自觉在家观察14天。

去冲绳原本只是为了避寒度假，没想到经历了一次比较特殊的时空体验。因为是短期在外，每天受到海内外各种媒体的轰炸式信息的影响，同时又要考虑回国的方式和回国后的应对，那种心绪很特别，写作是做不到的。

不过，由于刚巧住在冲绳县立图书馆附近，所以，大部分日子里，会坐到里面去看几个小时的书。那既是把自己从疫情关注中暂时拉出来的有效方法，又可以安宁地、随心随意地跟着自己的兴趣读点书，在这种特殊时期，感觉有点奢侈了。

另外参观了几个很有特点的冲绳民间历史博物馆，回国前还去看了下被烧毁的首里城现场（几年前曾去参观过复建后的首里城）。

《城市中国的逻辑》，陈映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版

新京报：在日本度假这段时间，参观了哪些地方？在读什么书？

陈映芳：冲绳图书馆里有一层是地方资料馆，全是有关冲绳的历史和现实的各种类型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丰富程度远超出我的想象。“冲绳”本身，几乎包含了人类社会可能经历过的、以及已经被意识到的大部分问题。从个体、家族的迁移历史，到与民族认同、国家权力及国际关系相关的各种族群性、地域性的悲剧性遭遇，特别是二战中的大灾难。冲绳学已经形成为一个特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我觉得，冲绳研究，还有今天冲绳“县民”集体建构的“冲绳认同”、“冲绳意识”等，其中所包含的与人类命运相关的许多问题意识，其角度和力度，是以其他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很难抵及的。

冲绳曾是二战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被称为“钢铁飓风”的冲绳战中，20多万人丧生（包括美军两万多人），而日本方面死的其实主要是冲绳人（一般说是12万多人，也有15万人的统计），其中9万多是平民。几乎三分之一的冲绳人葬身于这场战役。而今天的冲绳则是日本反战和平运动最重要的地域社会之一，也是阻击国家右倾化的地方政治力量。我一直很想了解，冲绳人（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如何从那样的灾难性历史中走过来的？那里的人性、社会，是如何从尸骸遍地的瓦砾中获得重生的？

灾难的体验，理应成为人类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成为社会文明化的动力，以及制度设置的必要参照。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的受难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或无足轻重，不然，灾难的再次降临就无可避免。但这些事实上并不容易。冲绳民众、学者，以及冲绳一代代政治家，自战后以来面对历史、面对美国和日本的国家力量，他们的各种努力充满曲折和挫折。那样的艰辛过程和今天的复杂局面、特殊成就，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宝藏。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但匆匆的浏览给了我不少刺激——避免悲剧历史重现的方式，首先只能是直面历史、记住历史，而这恰是每个历史体验者的责任。说实话，这种时候，看到冲绳人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海量的战争受难记忆和相关研究，内心更是充满纠结：我们的生命受难体验、灾害记忆，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地被风化？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政治力量的干预，普遍的社会心理也会是集体失忆的重要机制。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应该还会是我今后阅读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新京报：有看电影或电视剧吗？

陈映芳：在网上看了韩国电影《寄生虫》，还在日本油管上看了几部社会派推理大师松本清张的电影。看推理片是日常爱好。看《寄生虫》有点受媒体影响，还对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导演如何讲社会分化问题有点好奇。这两天看到新闻说这部电影已经推促韩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为半地下住宅里的贫困市民改善生活设施。在正常社会，电影人的社会批判就该有这样的社会效应。

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社会公平问题就无从解决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

陈映芳：接下来争取能逐渐回到学术工作的状态中。此前的一些议题还会继续。如何在研究中吸纳这次事件中的个体感受，还没认真想过。但可以预想，通过这次事件，有关大数据治理、网络信息管控、全球化等等的视角，会影响许多同行的研究，对此我并不太乐观。

新京报：疫情之下的城市风险治理，你有关注到什么议题吗？对此有何思考？

陈映芳：好像还没有什么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思考。社会学界不少学者在SARS事件、汶川大震时，都很踊跃地跟进调查、研究。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次可能是学术失语现象会更引人注目。按常理，救灾赈灾会刺激人性，很可能给社会带来转变的契机，我也一直在关注和期待。但许多理论假设与社会预期似乎多趋于失效。思考、研究是需要内心疑问的，可这次疫情为什么会以这样方式暴发，管控、应对的方法为什么是这样的，等等，似乎没有那么多疑惑困扰我。社会风险的增加、城市生活秩序的脆弱，早已是学界的普遍担忧。当然，担心的事就这样真的发生，而且这么惨烈，唯有悲哀。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是否有什么政策建议？

陈映芳：任何事物都有包括政治性在内的社会性一面，灾难也是，不管什么类型的。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特点之一是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体，这个社会的免疫力的强弱与我们每个人的观念、能力及权利有关。重建正常社会的免疫机制在中国迫不及待，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以前在和华东师大唐小兵教授的一次对谈中，涉及年轻人的保守倾向，曾谈到相关的问题，这里想再重复一下：

“社会的公私领域分离现象，是年轻一代保守化的重要背景，但这几年大家已经看到了，没有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那么社会公平问题，以及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种种问题，都是无法得到真正解决的。公域不存，则私域难保。从私域重回公域，在私民生活之外扮演公民角色，这是如今中国不同世代的人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陈映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新京报：在防疫期间，你有没有觉得值得推荐的书？可以是实用类、知识型的，也可以是有助于人们精神安顿的，也可以是娱乐消遣的。

陈映芳：推荐阿玛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关于大饥荒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这本书分析得非常清楚、深刻。

这种时期，人真的需要幽默感来抵挡恐惧。现在大家主要在网络上寻找娱乐资源。国内还有哪些真正有助于安顿人们精神的、有益于人性智慧的幽默艺术？几年前似乎还有些，现在很难看到了。

采写丨罗东

编辑丨徐伟、李永博

校对丨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