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北亚局势瞬息万变，中日关系的和平健康发展亟待更加多元和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支撑。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四十周年，由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主办的“2018中日关系研讨会”日前在沪举行，会议旨在整合国内各单位、各学科的学术资源和研究优势，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贡献智慧。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范军、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姜文宁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及意义”、“日本内政外交动向及印太战略评估”、“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和改善关系的路径对策”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及意义

  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日关系面临大战略规划的背景之下，中日两国领导人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超越历史和领土争端，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同志曾对条约高度评价：“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系管建强教授阐述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意义，对条约确定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探究，指出四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得失，并从法律角度剖析了目前中日双方存在分歧的原因。

  上海社会科学院金永明研究员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基础是《中日联合声明》的签署——中日两国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此为“承前”；“启后”则是指它进一步推动了后续政治文件的签署。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翟新教授则重点聚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中日双方有关“反霸权”条款的争论，从三方面阐述了“反霸权”条款的国际政治意义。他提出，第一，在如何管控对等的国际关系，反对霸权并进行相关的国际治理当中，中日两国有着相近的立场和共识；第二，当时的“反霸权”条款强调不针对第三国，故这一条款所体现的普遍精神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对于今天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仍是极有价值的；第三，冷战背景下中日双方有关“反霸权”条款产生的争论说明，只要涉及到自身的安全利益，日本并非只会作出单纯朝向盟友的“一边倒”战略选择，这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对日关系中应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精准应对。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徐显芬教授则从历史视角详尽阐述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过程，她也提出了“反霸权”条款的重要性。她认为，现在中日两国要针对某个“对象”或者“敌人”形成“反霸权”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但“反霸权”是一种政治智慧，中日双方可以以此为基础共同建构一个共生的价值。

  日本内政外交新动向及“印太战略”评估

  近年来逐渐热络起来的“印太”概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本政府如何看待这一概念？显然，日本政府的“印太战略”背后有自己深刻政治、经济、外交考量，而这一战略又将对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深远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秀石研究员梳理了日本“印太战略”的架构和内涵，特别提出，“印太战略”的核心部分是日本的海洋战略，覆盖军事、经济和外交各个领域。此外，“印太战略”的地理架构覆盖了印度洋内外，并把非洲也纳入了其视野；其战略目标是通过日美主导，使印度洋、太平洋自由开放，实现地区和平与繁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江新凤研究员认为“印太战略”仍处于边摸索边实行的阶段，但日本政府无疑是“印太战略”最积极的推动者之一，而日本首相安倍更是对此战略热情有加，去年日本把“印太战略”写进外交政策文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她指出，尽管中日关系逐步缓和，但从日本对“印太战略”的积极推动可以看出它对中国的政策具有两面性，今后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兰教授则进一步明确了“印太战略”的基本内涵。她提出，日本政府关注“印太战略”主要是出于地区安全保障、贸易投资、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所谓“开放秩序”等三个原因。但应该注意的是，“印太战略”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仅以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而言，由目前的安倍政府所一手打造的“印太战略”未来生命力如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孟晓旭教授从日本的外交视角出发，指出日本“整体外交”下的对华“矛盾外交”，从结构性矛盾、战后遗留问题和美国的政策方面和日本自身的战略追求等方面，剖析日本外交安保体系中对华政策的原因，由此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郁志荣研究员则基于中日两国在海洋事务方面的互动，对中日东海安全与危机管控做了深入思考。

  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和打开僵局的路径对策

  无论中国的发展，还是中日关系的发展，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机遇期，在这个时候重新思考中日关系的路径对策恰逢其时。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阐述了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理念。他提出，中日关系面临着百年的变局与从未有过的新命题，中日关系如何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有观念的创新。他建议，一方面中国要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管控危机，另一方面要立足根本并力争不断实现阶段性两国利益的最大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特别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以来国际局势发生的变化。他提出，对日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日之间一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学习老一辈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包容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包霞琴教授认为，目前中日双方在多边层面、地区层面有博弈与竞争，但从去年以来，安倍内阁对华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尤其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方面的态度出现了从“对冲”到“对接”的变化迹象。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程兆奇表明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已十分脆弱，这是动摇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隐患。他建议应正面解决中日关系中遗留的历史问题，解开中日关系的“历史结”关键在于正视分歧、还原真相。

  据悉，会议主办方将进一步聚焦“中日关系路径对策”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定期召开相关学术研讨会，形成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将中日关系研究与日本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