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功主办“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22年9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凯原法学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外国语学院协办。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员资深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袂主席吴寄南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丁剑、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区域经济室主任陈友骏、宁波大学东海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郁志荣、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学报》主编金永明、宁波大学法学院甬江学者特聘教授曲波、中国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龚迎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李桦佩、上海市数据交易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吉栋、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肖梦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张诗奡、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志华、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尹月、朱翘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研究助理赵泽睿等来自国内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和智库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共克疫情时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齐聚一堂，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风云变幻，对于中日关系与东亚风险管控、东亚经济区域整合与挑战 、中日海上风险防范与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丁剑主持。丁剑对与会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对大家长期以来对日本研究中心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并期待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为未来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做出贡献。
周承代表上海交通大学致辞。他指出，50年来，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积极合作、深度交融，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了世界政治格局。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格局激烈动荡，新冠疫情大流行，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化和国际交流受到冲击，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中日关系不进则退。在此背景下，探讨如何建立中日之间良性互动、进一步推动彼此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两国关系，对于东亚和平、稳定与繁荣意义重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员资深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袂主席吴寄南在致辞对5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开创中日关系新纪元所展现高瞻远瞩，对50年来两国方方面面人士为推进中日相互理解与交流合作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表达深深的敬意，同时他也鼓励与会学者加强沟通，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态度推动中日关系达到新的高度。
研讨会第一单元关于“中日关系与东亚风险管控”的讨论由宁波大学东海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郁志荣主持，杨伯江、吴寄南、翟新、廉德瑰、蔡亮、尹月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杨伯江所长的发言题目是《“旧金山体制”及其地区安全秩序影响》。他认为，“旧金山体制”是冷战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是美国为推进冷战所建立单边的安全体制。旧金山会议是美国打着解决二战遗留问题的旗号，实际是在为冷战进行布局。造成战后的亚洲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各方平等参与的、反映各方合理诉求的地区秩序。他进一步指出，“旧金山体制”在机制和架构层面是冷战式和对抗性的，是造成亚洲包括中日之间在政治安全领域没有进入同一个秩序框架的最主要根源。他认为，要防止两极化及集团之间的对立对抗，平稳实现地区秩序的重构，建立统一的、各国平等参与的、体现各方诉求的、利益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新秩序。
吴寄南研究员作了题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破解东亚安全困境》的报告。他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促进了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深度经贸合作，在中日两国的积极参与下，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取得了进展，从“清迈协议”“10+3合作”，一直到RECP的问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他认为，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是能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罗盘”，“护栏”则是两国在加强战略沟通基础上构建的危机管控机制。“压舱石”就是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双边交流和合作。双方既要重温建交初心，汲取历史经验，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
翟新教授以《吉田主义还是安倍主义：日本国际战略选择的两难窘境》为题进行报告。他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吉田主义与安倍主义的核心内涵，指出两者虽然基本政治思想相近，但在发展重心、对日美同盟关系的态度等问题上具有显著差异。吉田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国家福祉，而安倍主义则是重视国家的自立与尊严。他还通过具体案例出发，指出无论是吉田主义还是安倍主义都存在有结构性矛盾，造成他们在处理中日关系、美日关系都存在战略选择的两难。
廉德瑰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他以日本内政局势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自民党内部派系清和会、宏池会等派别的两次主流与非主流的力量转变。他认为，尽管日本目前的选择仍然有变数，但随着安倍所在的清和会一派的经济与政治丑闻发酵，自民党内部态势发生变化，自民党内右倾保守派已经在走下坡路，依靠统一教当选的国会议员今后不可能当选，如果重新选举自民党可能会衰落，特别是安倍派会大幅衰落。这是日本政治在战后的一次重大变化，也是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一个逆转。
蔡亮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简论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特征、影响及中国的应对》。蔡亮认为，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基本基调以“普世价值”为修饰，进一步为“借台遏华”寻找正当性，意图迫使中国做出原则性让步。但这既会加深中日两国的互信赤字，更会导致两国关系深陷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反向作用的恶性循环中。他表示，在涉台问题上中方应正告日方领导层不得破坏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不得将台湾与乌克兰局势进行“扭曲联结”。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应该持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以为中日关系的正确发展指引方向。
尹月博士以《日本政治右倾化是否促进了社会右倾化？》为题作了报告。尹月分析了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与社会右倾化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从修宪意识、国民价值观等方面实证目前日本社会并无明显右倾的表现，其政治领域展现的右倾化也是制度设计的结果而非社会的推动，两者并不存在同频共振的关系。她认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主要是以原首相安倍为首的自民党内高层从上至下的强调，从上至下引导和推动的这个结果。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东亚经济区域整合与挑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朱保华教授主持了本单元的研讨，陈子雷、陈友骏、李桦佩、朱翘楚、陈吉栋、肖梦黎、赵泽睿等7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陈子雷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区域化视角下的中日经贸合作机遇和挑战》。陈子雷从全球化、区域化以及中日两国多角度讨论国际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展望。他指出，目前全球化经贸格局整体受意识形态影响，存在矛盾与变局，区域化的发展也逐渐从开放包容走向保守。在此背景下，他分析了中日经贸的具体格局与分工，指出中日经贸合作虽然有诸多交汇点，但也存在诸多阻碍，需要通过规则打破壁垒并深化两国在新兴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业方面的合作。
陈友骏研究员作了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经济竞合关系的战略性调整》的报告。陈友骏向大家介绍了中日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经验，并以此为线索对解决相关问题提出建议。他认为，第一，中日贸易仍应以扩大贸易规模，做大做实双边乃至多边合作为目标。其次，要以经促政，以政带经，促进中日关系有序发展。第三，通过加强经济合作，为双方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和判断积累经验和共识。
李桦佩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RCEP视野下东亚经济区域整合及挑战》。她认为，在逆全球化脱钩的风潮之下，RCEP有利于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促进东亚发展、缩小各国经济差异、有利于创建知识产权及电子商务新规则，有利于推进中日、中韩FTA进程等。但东亚经济区域整合同时也面临美国所推行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及中日在东盟内部的竞与合的挑战。
朱翘楚博士作了《风险社会视阙下中日产业合作的挑战与应对》的报告。朱翘楚认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与变化以及中日产业关系的变迁源于风险社会的影响，也因风险社会受阻。在中国逐渐完成雁式转型的过程中，中日产业合作还面临着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多重困境。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该加强话语构建、通过国际以及区域规则加强风险应对能力以及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两国政治关系发展。
陈吉栋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与中日创新合作》。陈吉栋结合自身参加《上海市数据条例》的立法经历，向大家介绍了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央政策及地方实践，分析了公共数据的开放利用如何开展、非公共数据利用面临的与个人信息保护冲突如何协调，以及中日创新合作的可能性等问题。
肖梦黎博士作了题为《平台治理的范式转换与中日经验》的报告。肖梦黎认为，美国、欧洲、中国与日本在内的不同国家对平台治理存在不同的范式，发展历程也存在差别。她认为，各国基于安全、发展或均衡两者等不同考量因素进行取舍，规制严厉程度存在差异。日本的方案突出合作规制，以自我规制促进理解，平台逐年递交报告，政府评估，强化制度惩戒性。她认为，平台治理发展的新方向应该是特别化、前置化以及动态化。
赵泽睿以《中日美数字经济政策与数据安全争议》为题进行报告。他认为，中国的治理政策创设了开放企业风险决策的双循环机制，日本的治理政策则设立了协调多元主体共同进行风险决策的独立机构，美国的治理政策则贯穿了以信息披露鼓励企业自治。他表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失衡特征决定了，中国与日本的数据风险治理将会影响亚洲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而亚洲与美国的数据风险治理则会关系到全球数字经济的未来格局。
本次研讨会第三单元的主题是“中日海上风险防范与合作展开研讨”，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志华主持本单元研讨，胡令远、郁志荣、金永明、曲波、龚迎春以及张诗奡等6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胡令远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日海洋安全问题的凸显与岸田政权的战略选择》。胡令远分析了关于中日海洋安全问题的缘起、应当如何认知与应对。他认为，中日海洋问题源于中日经济实力的转变，也源于日本认知上的误区，同时受到中日之间有关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日本希望通过海洋立国，两者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同步发展、合作共赢。中国应当向日本讲好中国故事，日本需要对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处理好美国因素，推进中日机制化交流，推动双方对海洋安全问题形成共识。
郁志荣研究员作了题为《中日岛争危机管控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报告。郁志荣将中日岛争危机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日本在岛争过程中采取了包括“实力战”、“外交战”、“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情报战”以及“瓦解战”等诸多策略。他认为，目前中日岛争的危机管控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未来发展趋势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小动作”可能会引发“大事件”，乃至失控。中日岛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中方要有定力掌握主动，要敢斗、善于、勇斗，应积极在外交、舆论等方面掌握话语权、主动权和主导权，促进中日双方共识达成、谋求合作。
金永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中日海上问题争议的本质与应对措施》。金永明分析了中日海洋争议的种类与本质、日本对于相关问题的政策与历程、以及中日海洋问题管控的机制与成效，并对中日海上风险防范与合作提出相关建议。金永明认为，中日两国应当进一步落实达成的原则共识，求同存异，扩大共同利益，管控分歧，实现资源和利益的共享，提升中日政治互信，落实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曲波教授以反海盗与武装劫船为例，发表了关于中日海上风险防范与合作的报告。曲波分析了亚洲海盗及武装劫船的现状，中日在反海盗及武装劫船上的具体合作以及各自情况，并对未来进行展望。她认为，目前，亚洲的海盗与武装劫船数量逐步下降，严重程度降低，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日本主导的相关协议与多边合作机制的成型并发挥作用。相较日本，中国也可以在推动各国合作、制定标准程序、打击海上恐怖主义、促进网络安全、推动综合研究等方面有所作为。
龚迎春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日本的海峡问题》。龚迎春分别介绍了日本海峡问题产生的历史经纬、国家利益考量和发展前景动向等三个层次的问题。她认为，长期以来，日本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综合考量决定相关海峡是否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这在法理上的自洽性上是存在一定问题。但是相关公约条款本身存在不清晰的地方、因而在解释和适用上历来存在不同见解也是事实。我国应加强国际和区域间海运合作伙伴间的联络和沟通，保障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和安全。
张诗奡博士作了《国际海洋法与中日海洋权益的对立及趋同》的主题报告。他从海洋划界、公域治理以及中日各自分别作为沿海国与海洋利用国对于相关问题的立场，分析其中存在的交集与对立。张诗奡认为，东海划界、南海仲裁和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等涉及主权，双方妥协的回旋空间较小，而海峡航行制度等有关沿海国与海洋利用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域治理等相关问题则有着相对更强的技术性，有较大的沟通谈判空间。对于上述专业问题的交流与共同，对两国之间加强政治互信、减少冲突对立具有重要意义。
研讨会闭幕式由翟新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教授作会议总结。季卫东对全体与会嘉宾的支持表达诚挚的谢意，对长期关注并支持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季卫东指出，2022年是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节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中日享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实现了繁荣与发展，因而也对于今后东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当前形势又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美日同盟的加强与中美博弈的加剧，使得未来变得扑朔迷离。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推动中日两国沟通机制建设，加强风险管控以及在更广阔的经济视域下和更长的时间维度下探讨两国的关系，通过强化经济合作与推进规则共识来缩减复杂性。最后，季卫东教授还向大家预告了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后续将要举办的中日企业创新合作论坛、中日企业法务论坛等活动，并诚挚邀请大家继续关注和参与，共同携手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