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0日， “疫情下的中日关系与东亚区域经济” 云端论坛顺利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凯原法学院、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协办。2020年开年，新冠疫情作为本世纪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让原本就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中美关系加速恶化、中印关系充满未知、欧盟对中态度飘忽不定、台湾蔡英文当局蠢蠢欲动、韩朝关系遇冷等外部因素，为本就敏感多变的东亚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疫情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东亚三国在疫情初期的友好互动是否可以在疫情后发展成充满机遇的东亚区域合作，我国在疫情过后将面对怎样的全球政治挑战等问题，已经成为亟待我国东亚研究学者给出答案的课题。本次论坛旨在融合国内东亚研究学者的研究优势和专业特长，围绕“中日政治与外交”与“经济与区域合作”两大的议题，多维度分析疫情过后我国在东亚关系中将会面临的挑战，为我国疫情后的国际外交及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选择提供知识储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同济大学、日本乐购仕、Jetro中小企业海外服务平台、上海市世民律师事务所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十名专家学者以及实务界人士参加了此次论坛。
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党委书记丁剑主持本次论坛开幕式，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近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周承副书记在致辞中谈到，面对当前疫情依然在全球不断升级，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应该继续发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互助精神，不断扩大应对疫情和经济方面的合作。他对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期待研讨会为中日两国加强抗疫合作、继续区域经济合作献计献策。
接着，胡近院长代表本次会议的协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致辞。他指出，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原本利好的东亚关系蒙上了一层迷雾，而日本疫情期间飘忽不定的对中态度，又使得东亚关系充满了诸多变数。在此种大背景下，围绕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经济展开高水平的学术对话是时代的迫切需求。
开幕式的最后环节，季卫东主任代表日本研究中心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中心主旨。他指出，在国际格局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中日关系及东亚关系受中美关系、中印关系等其他国际关系的制约。疫情之初，东亚三国形成的亲密抗疫共同体模式虽为未来的中日关系及东亚政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启发，却也不断受到外部因素的挑战。这些因素使得中日关系和东亚经济合作变成了一个十分复杂却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也是召开本次研讨会的初衷。
论坛第一单元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主持，演讲嘉宾包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吴寄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兰、Jetro中小企业海外服务平台签约专家王淅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
吴寄南研究员以“新冠疫情重挫安倍的大国梦”为题发表演讲，他回顾和总结了这次新冠疫情给日本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安倍在疫情之初的犹豫不决导致其支持率严重下滑，疫情重挫了安培的“大国梦”和“领袖梦”。
时殷弘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大流疫中的中国对外关系状况和战略优化必需”。他认为，中国可能面临美国秋后算账以及穷究到底的挑战，美国会加快有选择的脱钩的步伐，今后的世界会形成两大阵营以及一个庞大摇摆的中间集团。
高兰教授以“疫情下的中国与美日关系”为题进行报告，她认为处于中美对立中的中日关系总体向好，但依然存在脆弱性、反复性。今后6个月是摩擦高发期，到2021年安倍后政权为止，为“中低度风险期”，存在摇摆性。
王淅女士的报告题目是“疫情下中日关系及重建对中国信心的新建议”，她从促进中国市场开放与中国企业投资日本的CSR角度，建议以更加开放、平等的营商环境来推进中日产业发展，以更加谦逊的商业同理心融入海外市场。
廉德瑰教授则全面地梳理了疫情下中日关系及东亚区域经济的现状，围绕中日关系和区域经济整合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应对建议。
论坛第二单元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吴寄南主持，演讲嘉宾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新凤、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华、翟新教授、上海市世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高师坤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志华。
江新凤研究员以“疫情下的中日安全关系”为题进行报告，围绕日本在中美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为中心展开，指出疫情下日本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不满，其外交政策天平向美倾斜，重点仍在于倾斜维护日美安全同盟关系。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不容乐观。
郑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当前的中美关系对东亚区域的影响”。她的演讲围绕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于留学和教育领域的影响展开，指出随着中美渐行渐远，东亚区域学生未来的留学方向与留学生市场将会发生深刻变化。
翟新教授以“疫情下中美关系的冷战化和日韩的选边站问题”，分析了日本与韩国不同的外交政策选择。他指出日本在东海、台海与南海问题上一直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而韩国则十分谨慎避免介入，在统一问题上两面下注，既需要美国的支持也需要中国的协调。
高师坤律师的报告题目是“中日应对疫情的态度对两国民间合作的启发”。他认为日本比较关注防疫与经济运营的平衡，尽可能地减少不确定性。日本企业对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既有期待又有担忧。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形成的“新常态”下，中日民间合作将更为重要。
郑志华副研究员以“后疫情时代的日本与台海关系”为题，分析了日本与台湾地区在海洋安全利益方面的合作与冲突。他指出日台互有战略需求，战略合作可能会更趋紧密，但是中美两大变量也会深刻影响日本台海政策的走向。
论坛第三单元开启了经济与区域合作有关问题的研讨，本单元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主持，演讲嘉宾包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蔡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马利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武心波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友骏。
胡令远教授结合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以及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走向，着眼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全面分析和阐释了新冠疫情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可能造成的影响。
刘军红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新冠疫情经济学下的中日区域经济合作”。他结合疫情经济新特点指出，新时代的东亚区域合作方向无法放弃生产权；必须主导新时代领导性技术及产业、创新环境、投资规则，技术标准，创造“东亚+”模式。
蔡亮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后疫情时代中日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与竞争”。他分析指出，在倡导自由贸易秩序方面，中日有共同利益，应当以平常心看待日本自身的利益考量，更多思考RCEP、中日韩FTA和CPTPP对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
陈子雷教授以“疫情下的日本产业链改革计划”为题，分析了本次新冠病毒冲击产生的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转移问题。他建议在G20框架下加强供应链安全保证体系的建设，建立相关风险评估机制，探索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运行的路径。
马利中教授以中日合作助力东亚区域“双轮驱动”为题，分析了中日如何利用好与欧美防控疫情之间的“时间差”，一手加强联防联控，防止疫情反弹，另外一手主动优化分工合作、拓展各领域合作，推动地区振兴。
武心波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加强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区域合作”。他认为，在全球化出现逆转，大国合作动力机制紊乱的大环境下，加强疫情下中日区域合作，确保亚洲的稳定与安全，具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陈友骏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新冠疫情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及走势判断”。他回顾与总结了新冠疫情期间日本的经济政策，结合在华日企复工复产的情况，指出虽然未来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基本盘稳固，但竞合关系中的竞争因素持续上升，不排除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外流的可能性。
论坛第四单元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主持，演讲嘉宾包括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研究员郁志荣、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吕守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王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和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党建伟。
郁志荣研究员就疫情过后中日海洋领域经济合作的前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双方在东海海底资源合作开发、海洋清洁能源的合作开采、北极航道及北冰洋资源开发利用，乃至中日共同推进克拉运河开凿等海洋领域有合作基础与潜力，但也不能操之过急。
吕守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从新冠防疫模式多样性看中日经济合作”。他指出，接触性产业，如旅游、教育、购物、医疗产业等面临转型，而非接触性产业，如“互联网+”产业将呈现常态化。因此，中日应聚焦新冠疫情下的中长期经济合作。
王郁教授的报告着眼后疫情时期如何提升城市韧性的思考。她建议中国应当努力提升设施布局的模块化、网络化以及可替代性水平。同时，根据各类设施的服务特征，统筹布局在一定程度内可替代的设施，提高风险时期设施利用的安全性。
孟晓旭研究员以“疫情形势下中日区域合作的挑战与前景”为题，分析了疫情形势下的全球化和区域合作问题。他指出，日本“战略自主”倾向明显，且不明显偏于西方，谋求大国间的“平衡”。因此，中日两大经济体具有展开积极的区域合作的潜力和希望。
党建伟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疫情后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与中日在标准化领域的合作”。他认为，标准化涉及到技术竞争问题，直接受“中美脱钩”的影响。因此，中日应当认识到孤立技术体系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开展示范性区域合作，形成区域标准。
最后，论坛的综合评议和会议总括环节由翟新教授主持，胡令远教授和陈子雷教授分别进行综合评议，季卫东教授作会议总括。
胡令远教授在综合评议中指出，本次论坛突出了产学研合作的特色，各位专家分别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的视角对于中日关系以及东亚的经济合作进行分析，精彩纷呈。 胡令远教授认为应当借助疫情和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深入反思，他强调应当戒急用忍并相应的战略调整，使国家发展能够造福于国民、造福于东亚也造福于全人类。
陈子雷教授在综合评议中强调，我们要关注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以及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受东京奥运会举办遥遥无期以及习近平主席访日出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安倍政府在涉台涉疆涉港的表态令人关注，需观其言并察其行。中日之间经济的合作空间较大，但是问题与挑战也不少，有些问题可以放在多边框架或者放在中日韩、以及中日韩和东盟框架当中予以解决和推动。
季卫东教授进行会议总括。他指出，我们需要在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全球化逆转以及大国关系的重构这样一种大视野中，重新审视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重新定位中日关系。第一，正在出现和加强的一系列复杂的三角关系，如中美欧、中美俄、中美印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与虐恋”，构成了推动世界出现结构性巨变的装置，从而导致整个世界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大。他赞同与会专家的观点，应抓住主要矛盾，适当进行战略收缩，保持和加强战略定力。第二，有必要看到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反复性。美国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日本国内政治的变数大幅度增加，也将对中日关系产生新的影响。第四，虽然新冠疫情的出现使日本意识到其产业供应链具有安全问题，但日本政策执行机制的滞后性，产业链转移的高成本，以及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决定了制造业回流将注定是一个难度高周期长的课题。第五，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虽然美国极力鼓动与中国脱钩，但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家态度模糊。因此，目前来看，前景并不明朗。
此次研讨会围绕疫情下的中日关系及东亚经济与区域合作两个板块展开，讨论了在复杂的变局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挑战与机遇。在疫情未来尚不明朗的时间点，可以说本次学术会议回应了时代需求，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具有特别的意义。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将围绕这一议题，紧握时代脉搏，结合实际需求，延展关于新冠疫情后时代复杂的东亚关系的学术对话。
